五年了，谁来原谅贺建奎？
编者按：五年前，贺建奎案成为一桩世界性的学界丑闻。如今，出狱快一年的贺建奎，迅速而高调地重回学界。然而，一场滑铁卢式的研讨会似乎表明，对于这次“重逢”，贺建奎和学界都没做好准备。或许我们应该发问：五年了，贺建奎事件，该翻篇了吗？
1贺建奎的姿态
2022年4月，贺建奎刑满释放。8月，他注册开放了自己的微博，并且开始在微博和推特上频繁发声。10月25日，他宣布在北京大兴成立新实验室，将从事罕见遗传病的基因治疗科学研究。期间，他应邀在哈佛大学发表线上演讲，还参加了2022罕见病合作交流会。11月28日，他公开宣布，将以杜兴肌营养不良（DMD）作为第一个要攻克的罕见病。
在很多人眼里，贺建奎的复出速度惊人、态度高调。然而，学界似乎没有做好欢迎他的准备。
他很快便再度卷入到一场严厉的批评之中。
今年2月11日，贺建奎受邀参加了肯特大学全球科学与认知正义中心组织的研讨会，会议主题为“生物技术治理共同体研讨会——回望未来：CRISPR与社会价值”。主办方期望他能够分享他在科研伦理方面的思考，会议邀请函建议道：“关于中国的生命伦理共同体和科学共同体如何建立更好工作联系、全球政策和科学对话如何帮助公众建立对于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自信和信任，我们希望展开开放并坦诚的讨论。”
但贺建奎回避了所有科研伦理相关的问题，而是“完全讲了另一套”。
大会给了贺建奎40分钟的报告时间，他只讲了25分钟，且大部分的时间在介绍基因编辑技术的基础知识和一些应用。他还着重提及了他的DMD药物研发计划，表示目前正在从慈善组织筹集资金。他称不会接受商业实体的投资，因为希望确保开发的疗法是患者能够负担得起的。国际伦理委员会也将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指导。
来自13个国家或地区的80多名研究人员线上参加了该会议，包括贺建奎在内的学者和学生共计20人则在武汉线下参会。左二为贺建奎博士，中间黑衣拿讲稿者为主持人雷瑞鹏教授。
这场“避重就轻”的报告显然没能符合主办方与参会者的初衷与期望。面对研讨会上潮水般涌来的问题，贺建奎也不愿意公开回答。
“请发邮件。”他简简单单地留下一句话。
贺建奎的这种回避态度令参会者大失所望。大量的质疑和批评旋踵而来。
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生物伦理学家FrançoiseBaylis说：“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关的细节上，这几乎是对会议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侮辱。”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EbenKirksey则指斥贺的参会只是一次“作秀”，他称：“像今天这样的作秀宣传，至少表明他在同行眼中没有多少可信度。”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社会科学家AnnaLisaAhlers虽然对贺的参会表示肯定，但也认为他的演讲没有达到科学家的预期，说他“更像是一名推销员”。
肯特大学全球科学与认知正义中心主任张悦悦表示，贺建奎的回避态度表明他还没有考虑其研究的社会、伦理影响，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做好从事基因编辑研究的准备。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不希望再有丑闻发生，即利用绝望的患者去冒险进行实验性乃至非法的治疗。”
2月14日，研讨会主办方出具了会议报告，措辞严厉地抨击了贺建奎的回避态度。主办方称，这次会议暴露了贺建奎没有必要的计划来负责任且合乎道德地开展他的DMD基因治疗研究，“这个对人类可遗传基因进行非法基因编辑的科学家——贺建奎，他那雄心勃勃的DMD基因治疗计划背后几乎没有实质内容。……他那新的风险事业若没能得到控制，将会危及又一个弱势群体”。
主办方还宣称，贺建奎突然停更社交媒体账号的决定，是由于这次研讨会促成了相关媒体对贺的压力。主办方认为，他们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贺向患者推广他的DMD基因疗法的企图”。
2回避过去的科学家，展望未来的推销员
人们对于贺建奎有着更多的期待。一方面，部分人可能坚持，对于贺建奎的道德审判还没结束，他需要作出更为恳切的悔过和致歉；另一方面，人们也希望，贺建奎这个曾经为科研伦理带来损害的科学家，如今能够从一个正面的意义上对科研伦理问题做一些表态。尤其是，他仍希望在基因编辑领域开展新的研究。
但外界期望和贺建奎本人表现之间的落差是，贺似乎出于某种原因想要将自己与科研伦理问题“解绑”。
对此，显然大部分批评者都不会接受。
贺建奎发布推文表示：“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谈论我过去3年的经历。”然而，不对过去所涉及到的科研伦理问题有一个充分的交代，他就难以完全取回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身份。如果他不被承认为一个“完整的科学家”，那么他那新研究的未来展望就只能沦为一种推销员式的“作秀”。
没有过去，则没有将来。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链条。
1月24日，贺建奎在深圳接受了新苏黎世报（NZZ）的采访，受访地点是一家有些吵闹的哈根达斯店。采访不是很长，贺建奎回答了一些问题，也回避了一些问题。这为了解他的想法提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窗口。此处节选编译如下：
NZZ：贺先生，你最近在想什么？
贺：现在是农历新年。我从北京回来和家人一起庆祝。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这里。这是属于家庭的时间，我享受假期——打打高尔夫球，与朋友们会面，也读了一些论文和书籍。
NZZ：你在读什么书？
贺：我很喜欢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NZZ：为什么是他？
贺：显然，他明白生活是什么。大多数人都在为事业成功、财富积累或赢得同行尊重而努力。但这位哲学家讲述了如何真正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你不必拥有那么多。
NZZ：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贺：很难说，但我确实非常喜欢。我也很欣赏叔本华的人生经历。他很年轻就开始了他的主要工作，大约三十岁的年纪。叔本华坚信总有一天它会对社会产生真正重要的影响，虽然他母亲认为那只是一派胡言。（笑）三十多年后，时间证明了他是对的。
NZZ：你认为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的胚胎实验上吗？
贺：我已经更进一步了。
NZZ：更进一步，体现为从哪到哪？
贺：从我的过去到我现在在治疗罕见病方面的工作。
NZZ：你会如何定义自己？
贺：这是个大问题。（笑、沉思）我是一个丈夫，我有一个妻子，我是两个女儿的父亲。我也是我父母的儿子。我妈妈今天得了老年痴呆症。她再也认不出我了，这让我很难过。
NZZ：你人生中的第一个成功是什么？
贺：（沉默良久）下一个问题。
NZZ：你认真的吗？
贺：因为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NZZ：也许是您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贺：我很难说。
NZZ：你的自信从何而来？
NZZ：啊哈。
贺：中国有一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斜。
NZZ：人们站在你跟前时，难道不会看到这些阴影吗？
贺：（笑）最好的策略是忽略阴影。做正确的事，忽略其余的。（沉默）忽略并不意味着忘记我过去所做的事情，我对过去的事情有一些想法。
NZZ：这些想法是什么？
贺：嗯，在过去……我最好用中文说，我做的太快了。是的，就是这样。
NZZ：你对过去还有其他想法吗？
贺：我需要更多时间思考。
NZZ：好的，五分钟还是十分钟？
贺：不，几个月。
NZZ：几个月后会有什么不同吗？
贺：我会读更多的书，和更多的人交谈。（沉默。）我正在考虑写一篇关于我的想法的文章。
NZZ：那三个孩子过得怎么样了？
贺：……我只能说：这对双胞胎的父母希望过上正常、平静、不受干扰的生活。我尊重这一意愿。
（……）
NZZ：你问心无愧吗？
贺：（长时间沉默）我不知道。
NZZ：你会做噩梦吗？
贺：（笑）我当然不会做噩梦。
NZZ：为什么不？
贺：（笑、沉默）
NZZ：所以，要么你确保了孩子们是健康的，要么就是你不在乎。
贺：啊，你这是在设陷阱！（笑）
（……）
NZZ：家庭第一，科学第二。你总是据此行事吗？
贺：自然。
（……）
NZZ：根据纪录片MakePeopleBetter，伯克利的一位研究人员还在鼓励你继续你的实验。
贺：我们聊点别的吧。
（……）
NZZ：你为什么要接受这次采访？
贺：（沉默）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的DMD项目……由此，我们可以募集更多资金并进行更多合作，以便为这些患者提供药物。因为每天都有病人死于这种疾病。
（……）
NZZ：这一切让你学到了什么？
贺：我该怎么说呢？有时“保守”是好的。
NZZ：你是什么意思？
贺：百分之九十五的新东西不如旧的或是更传统的。也许只有百分之五的东西可以更好地取代旧的。所以“保守”一般来说并不是一个坏词。它对社会和人们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
NZZ：这也是你从这一切中学到的吗？
贺：这是我从一位英国作家写的世界史中学到的。
NZZ：你会再用人类胚胎做实验吗？
贺：我们聊点别的吧。哈根达斯怎么样？我女儿喜欢冰淇淋。
3走出贺建奎
2018年的案件中，贺建奎等人遭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终身禁止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工作；科技主管部门更是终身禁止其申请我国人类遗传资源行政审批、终身禁止其申请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然而，我们毕竟没有“剥夺科研权利终身”这种说法。只要贺建奎能够筹集到足够的研究资金，他依然能够从事科研工作。事实上，刑满出狱后的他也一直在如此尝试。
但学界内外都有人主张抵制贺建奎重返科研。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HankGreely说：“他秘密进行了非法和严重不道德的实验，而现在他想若无其事地重新开始。我不认为科学应该接受他回来，至少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和一些迹象表明他理解、接受并承认他搞砸了的情况下”。格里利认为，就目前而言，科学期刊应该拒绝发表贺建奎的论文，各组织应该拒绝给他研究经费。
当然，也有人认为贺建奎应当得到机会，以重新开展具有科学价值且合乎伦理规范的研究。哈佛大学科技研究教授SheilaJasanoff表示，如果贺建奎的研究能通过同行评议，那么禁止他在未来发表作品的道德依据并不存在。
另一方面，许多人坚持对贺建奎的道德批判应当继续下去，甚至是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传记作家WalterIsaacson在《解密遗传密码》（为JenniferDonner所作的传记）中，暗示贺建奎是一个空有野心但才干不足的沽名钓誉之徒。而许多媒体则长期报道贺背后的资本集团，认为他基因编辑的实验背后藏匿着巨大而灰暗的利益结构。基因编辑专家KiranMusunuru更是将贺与二战期间进行反人道实验的纳粹医生相提并论。
肯特大学研讨会这场风波，似乎在严厉地向贺建奎宣告：“这件事没有翻篇！”
但问题仍有讨论的余地。
对于贺建奎而言，科研伦理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但对于科研伦理而言，所有讨论却要力求超越贺建奎事件，从而在未来构建出更加严密的法律、政策、伦理体系。
在贺建奎身后，有一些学者知晓其实验内容却不阻止他，甚至还对他进行鼓励。人类学家EbenKirksey指出，虽然贺建奎作为科学家的行径令人不齿，但某种程度上他也确实做了科学界的替罪羊——因为科学界已经在朝着创造基因编辑胎儿以预防疾病的方向发展。他说：“他认为自己是先锋，而在我看来，他被出卖了”。
俄罗斯国立研究医科大学的遗传学家DenisRebrikov，则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支持将CRISPR技术应用到人类胚胎编辑的科学家之一。当然，他并没有非法开展任何胚胎实验，而是在寻求在伦理的监管下、合法的框架内，实现自己的研究主张。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有其本身的发展趋向，而学界内外也不乏有人支持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
凡此种种，都说明科研伦理建设实际所面临的问题远远超出贺建奎事件之外。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惩治少数利欲熏心的疯狂科学家”，甚至也不能将贺建奎事件简单地归咎为贺个人的人格品行。
在以CRISPR工具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人们需要对未来有充分审慎的规划。在这个意义上讲，学界需要“走出贺建奎”。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这几年在该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步。
4我国在贺案后科研伦理建设
2019年12月30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6条规定，裁定贺建奎、张仁礼、覃金洲等3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贺案暴露出了中国生物技术立法框架的明显缺陷，尤其是在相关措施和指南方面。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通过表决。《民法典》第1009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是中国首次对涉及人类基因和胚胎的医学科学研究在法律审判意义上作出精确表述。
12月26日下午,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表决。该修正案规定，将基因编辑、克隆的人类胚胎植入人体或者动物体内，或者将基因编辑、克隆的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法规，并对基因编辑、克隆人类胚胎植入人体的行为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态度。
此外，对于科技研究相应的指导性法案也陆续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于2020年10月17日通过。它是一部基础性、全面性、系统性和包容性的法律，填补了中国在生物研究领域的法律空白。《生物安全法》声称将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保障生物技术的稳定健康发展，令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2021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第二次修订审议通过。该法案明确指出，当局将严厉查处违反科技伦理的研究行为。
总的来说，中国正试图将与新兴医学生物技术相关的系列法规、措施整合到一个综合法律框架之下。而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也在以这些行政法规为指导，制定适用方针、措施、原则以及地方规章。这些努力的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在对待医疗生物技术问题上，中国与美国采取了不同的监管路径，也表现了更严厉的预防态度。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一份文件表示，在确定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危害之前，不应对复杂生物技术发布更严厉的监控政策。虽然对生物安全风险的预见很重要，但科研的自由仍应得到保证。如何在预防和创新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中、美乃至世界各个科研大国都在做着自己的探索。
对于所有人而言，新的一页都必将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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